50个村，一年时间，一位古稀老人，一辆自行车。为了调查取证60多年前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史实，从去年11月开始，金华72岁的退休教师傅自律骑着自行车走了50个村子，自费为2500人调查取证，并于今年3月19日应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之邀，和伊文秀老人一起代表“婺城区莘畈乡井下村诉讼团”赴日本高级法庭参加诉讼，控告日本政府，要求赔偿损失。
　　12月16日下午，在傅自律老人家。记者倾听老人讲述了自己踏上调查取证细菌战史实之路的经过。
　
　　从婺城区汤溪中学退休后，看报纸、电视成了我每天的必修课。几年前，我在报上看到了关于日军侵华战争细菌战受害者调查和对日民间索赔的报道，第一次知道了义乌有一群老人在告日本政府，并且对王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我就特别留意这些信息。
　　我惊讶地发现，关于细菌战的这些描写和我幼年时的经历惊人地相似，时间也都是在1942年前后。当时我们认为是天灾，没想到竟是侵华日军一手炮制的灾难；我那些死去的亲人，竟是细菌战的无辜受害者。那段时间，我总是夜不能眠，眼睛直直地看着天花板，幼年亲历的惨状在脑子里电影般地重现……
　　1942年，我家住在莘畈乡井下村，父亲以看山护林为生。一家八口，我、父母亲、祖母和4个叔叔，依靠仅有的几块山间薄地和护林费糊口。虽然日子清贫，但一家人相亲相爱。那年6月，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改变了这一切。
　　最初，村里有个叫兰兰的女孩去衢州看望生病的兄长，回来没几天就死去了。后来，村民张樟奶去看他弟弟，仅仅是吸了弟弟用过的烟管，回来后也暴病身亡。村民程锡球的嫂子染病死亡时，腹中还有5个月大的胎儿。
　　不多日，大规模的“瘟疫”就蔓延开来，越来越多的人莫名死亡。老百姓不懂，都说是得了瘟疫，村里天天哭声一片。每个人都感到死神仿佛就站在身边，恐怖笼罩着整个村庄。侥幸活下来的，也大多得了“烂脚病”。
　　我的父亲和二叔也烂脚了，一直烂到小腿上，散发着腐尸般的恶臭。每天，我和妈妈从山上采来一些草药帮他们敷在伤口上，给他们清洗创口，但他们还是没熬过去。痛苦挣扎了3个月后，这年的九、十月间，父亲和二叔就带着已经露出了白骨的双腿相继辞世，我仅仅维持了3年的学业也就此停止。
　　然而灾难还没有完结，紧接着，五叔也受鼠疫毒害死亡；三叔和四叔愤然拿起枪杆，参加了抗日军队，从此再也没回来——三叔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四叔据说被日军俘虏去了，极可能成了细菌武器的试验品。
　　我们一家5个青壮劳力就这样全都没了，4个叔叔还没成家，只留下奶奶、母亲和我相依为命，只能靠野菜野果充饥。不久，出去找食物的奶奶也惨死在路边。一年不到，原本和美热闹的家只剩下了年仅9岁的我和柔弱的母亲！历尽千辛万苦，我才活到了今天。

　　这场灾难在我脑海中烙下了两个词语：“瘟疫”和“死亡”。父亲和二叔痛苦的呻吟、尸横遍野的村子、悲伤而恐惧的哭泣、令人窒息的死亡气息……60年了，我一直无法把它们从记忆中抹掉。
　　我们无法苛求回到从前，重新来一段没有罪恶的历史，但是日本政府至今连一丝愧疚和谢罪的态度都没有，这让我很痛心。我知道我必须做点什么，我要寻找战争幸存者，收集战争留下的罪证，让执迷不悟的日本政府认这个账。
　　去年11月，我和朋友伊文秀一起，着手对原汤溪县范围内的村子开展细菌战调查取证。伊文秀本人也是细菌战受害者，父母和弟弟、妹妹，都因感染鼠疫、炭疽而死，他死里逃生，身上至今还留着许多炭疽疤痕。我们这对满头白发的老哥俩心里都怀着一个愿望：要讨回公道，要还历史真相！
　　伊文秀的一个亲戚在义乌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的调查，我们就到义乌向他学如何开展调查、如何有效取证。我们又打听到王选的联系方法，并在义乌与王选进行了面谈。
　　王选告诉我们，有效的证据才有意义，不然只是无用功。所以你看，我们的调查资料都是非常规整的，幸存者的照片、起诉状、事实和理由、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历史见证人身份证复印件、调查人身份证复印件、盖有村委会公章的被调查人登记表、幸存者伤口照片、幸存者陈述书，每个村子的调查资料都是这样的格式。我们要确保我们的调查资料能被日本法庭认可，因为时间不容许我们再等待，如果调查资料无效而进行再调查，很多幸存者都可能已不在人世。
　　
　　回顾一年来的调查取证之路，我真是尝尽酸甜苦辣，不容易啊！
　　有些村民不理解，误认为我们每天奔走于乡间小道，跋山涉水，风里来雨里往，肯定是为了赚钱。所以每去一个地方前，我都是先联系朋友帮忙。每到一处，先由熟人陪着，然后向村民们自我介绍，我说：“我是个退休教师，来村里是给经历过细菌战的老人们做调查的。我们这样做是为了留下证据，为了教育后代子孙不忘国耻，记住日本侵略者欠下的血债。”大部分风烛残年的老人听明白后都能配合我工作，把自己的故事详详细细地告诉我。
　　一年来，每天天蒙蒙亮，我就骑着自行车开始了一天的调查。很多村落都在偏僻的山间，跋山涉水不说，没地方吃饭也是常见状况。于是，我让老伴给我准备了干粮，几块饼干或者几个馒头，塑料袋里一塞，往自行车龙头上一挂，就晃晃悠悠地出发了。现在，我还会随身带着点小礼物，遇到热情的村民留我在家吃饭，我就送上礼物以表谢意。
　　每天我都会跑三四个村子，每个村子都跑了不止一次，除了过年和今年3月去日本耽搁了些日子，调查工作从未间断过。大部分村子我都是骑车去，有些村子太远，我就坐汽车。上个月月底，我坐汽车去吴村调查，回来时没班车了，没办法，走呗，整整走了七八个小时才到家。
　　有人说：“老傅，你这么大把年纪了，不在家享享清福，又贴时间又贴钱，这么折腾到底为了什么？难道还想等着分日本的赔款？”我说不是，我只是想把证据留下来，我忘不了死去的亲人和乡邻们所受的苦难。
　　
　　旁人不理解，我一点也不生气，最让我难过的是有些受害者不理解。
　　今年夏天，我在禾边程村找到一位年近90的细菌战受害者，请他谈谈事情的经过。可这位老人却说：“我都是快入土的人了，没必要搞了，就是日本有钱赔来我也用不上了！”
　　我当时心里特别难受，就耐心地说服他：“我们今天搞调查取证，就是为了让后人都牢记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奋发图强，把国家建设好。”后来，老人终于想通了，一五一十地向我讲述了60余年所受的煎熬。
　　随着调查的深入，侵华日军的罪行越来越多地呈现在我面前。
　　我在汤溪镇井下村调查取证时，找到村里的老人，尤其是80岁左右的，翻开泛黄的族谱，对照族谱，让他们回忆那些人是怎么死的。排除掉自然死亡的村民，我发现，在人口仅400多人的井下村，死于“瘟疫”的竟有85人，死亡绝户15户，这还不包括未成年人。那段时间，天天都有死人从村子里抬出去，多的时候几十人，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有人死去。
　　灾难并没有因为战争的结束而止步。因为烂脚，劳动能力受到影响，幸存者们没有办法下田种庄稼。农民的劳动能力是生存下去的基本保障，村子里至今有好多单身汉，就是因为失去了劳动能力，家境败落而终生没有娶妻生子。日军罪行给他们的精神和肉体带来了终生伤害，很多老人在接受调查时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涕。
　　我更坚定了我的信念，只要还有力气跑，还有钱可以筹，我都要把调查进行到底。

　　我们的行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
　　今年3月22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对细菌战诉讼进行第二次审理。受王选之邀，我和伊文秀作为原告代表赴日参加庭审工作，代表莘畈乡井下村诉讼团、汤溪镇冬畈村诉讼团和汤溪镇前宅村诉讼团，向东京法院递交了诉讼书。
　　3月初我们预算了一下，去日本的费用最少也得3万元，可是凭我们的经济实力，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无奈之下，我就给金华市委书记写了一封求助信。市委书记非常重视，收到信后马上交给秘书去落实，还指示：一定要想办法解决。不久，一家公司的老总了解到这个情况，二话没说就慷慨解囊拿出了3万元。
　　3月17日下午，汤溪中学校团委组织举行了“汤中师生为汤溪二位赴日原告团老人送行”仪式，打出写有“维护正义，尊重生命”的横幅，上面有2000多学生的签名。学生们纷纷拿出零花钱支持我们的行动，全校共捐款6569.30元作为赴日经费。我们出发的那一天，全校师生为我们送行，令我们非常感动。
　　到东京的第二天，恰巧东京举行“国际3·20共同行动大会”反对日本出兵伊拉克，有3万人参加，我们目睹了这一以和平为主旋律的大会盛况，也更坚定了自己继续努力的信念。
　　在东京的那七八天，为了节省开支，我们吃的都是自己从国内带去的干粮，惟一一次吃了碗阳春面，付了50元人民币，让我们心疼了老半天。对我们来说，每一分钱都非常宝贵，都要花在刀刃上。
　　在日本，我们也得到了不少日本友人、留学生还有华侨的帮助。有一位日本教授，还特意请了由200人组成的律师团为我们辩护，使我们在日本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赴日诉讼回来后，我们投入了更大的精力到调查中。5月25日上午，我们通过汤溪镇老年大学向学员分发了“二战时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史实调查登记表”。老年大学的几十名学员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对全镇的细菌战受害情况进行全面细致的调查。
　　很多人都对我伸出了援手，很多村主动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去调查。有些村干部还向我了解调查的具体流程，他们替我做好本村的调查取证。我们的调查一共涉及到原汤溪县范围内的100多个村，现在已经完成了一半。

　　后记：
　　在傅自律老人家中，记者看到了堆成小山的调查资料。过去的一年里，老人写了几千份调查材料，仅纸张和车旅费就花去了７０００多元。他告诉记者，婺城区是细菌战的重灾区，幸存者有不少，他将在有生之年一一调查取证。
　　目前，傅老面临的最大困境是资金不足，最大的担心是幸存者的生命之火都已微弱，如果再不抓紧做，恐怕就来不及了。但傅老表示，不管多困难，他都要做下去。“无论是为了讨还公道，还是抢救历史，或是教育后人，我都觉得非常有必要去做。”他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参与其中。